直觉:你所不知的潜力与危害


无意识思维

 

推理作家阿加莎•克里斯蒂说:我们在一生当中究竟能通晓多少?我相信很多,至少比我们能意识到的要多。

 

有人对你说过“你真了不起”吗?我想应该有过,因为你能随时处理相当大量的信息,毫不费力地授权给正在工作的大脑的“认知员工”们,让它们从事思考和决策。如果传达到大脑执行中心的任务确实很重要,那么有意识思维就开始工作。当被问到“你在想什么?”,你的大脑“总裁”会给予回答,说出你的担心、希望、计划和问题以及“地下认知员工”的粗心大意。

 

每天,我们大多数的思维、感觉和行动都在无意识地进行着,这是当代心理科学很重要的观念。纽约大学的心理学家约翰•巴奇(John Bargh)和塔尼娅•沙特朗(Tanya Chartrand)说:“这个观念很难让人们接受。”我们的意识倾向于认为我们自己的意图和经过深思熟虑的选择支配着我们的生活(这很容易理解,因为我们整个意识结构里能被意识到的部分总是我们能看到的),但是现实中人们总是过高估计“有意识部分”的控制。然而,我们说话时,能毫不费力地用近乎完美的句法蹦出一串词(而且居然能有很多种组合方式),就像楼下的装修工把堆在一起的材料用锤和钉拼合起来,然后推出完整漂亮的东西,你几乎不知道是怎么做到的,但事实就是那样。

 

当我在电脑前输入上面最后一段文字时,其实词语早已在脑海里,我的手指在大脑某处的指令下自动地敲击着键盘。这肯定不是大脑“总裁”发出的一个个指令,因为我没有看手指,也说不出来“W”或者“K”在哪儿。如果这时有人来我办公室,实际上这时我那聪明的手指只靠“地下认知员工”继续来操作,所以在我开始讲话时就已经把句子打完了。

 

更难得的是钢琴家,他们能在熟练弹奏的同时和别人谈话。康奈尔大学心理学家瑞奇•奈瑟尔(UlricNeisser)、伊丽莎白•斯皮克(Elizabeth Spelke)和威廉•赫斯特(William Hirst)曾经训练学生们一边听写单词,一边做阅读理解的作业。很显然,这里有两种思维同时操作:一种是我们能时刻意识到的;另一种思维在无意识地执行其他任务,如转换两维视觉图像成三维知觉图像、正常的呼吸、扣钮扣、在签名时协调我们的肌肉、听到树叶的沙沙声而下意识地跳开等。

 

就拿开车来说吧。当某人学开车时,大脑“总裁”就要集中注意力工作。在那时我们尽量少讲话,所有注意力都集中在路上。一个美国人第一次在英国驾驶,或者一个英国人初次上路,都是新驾驶体验,他们在逐渐掌握左转右转技巧的过程中需要集中注意力。一段时间过后,当他们掌握了驾驶技能,可以像其他生活技能一样变成自动化的时候,他们就能从执行任务中解放他们的意识了。一旦看到红灯,他们就能无意识地刹车。从办公室回家的路上,我们可能全神贯注于谈话或为某事感到焦虑,这时我们的手和脚为我们开车回家。

 

确实,有时候在我们想开车去其他地方时,我们的手和脚却下意识地替我们开车回家。“心理过失”研究者詹姆斯•里森说:“心不在焉也许是我们自动化行为的一种惩罚吧”,如果大脑的控制中心不指示我们一个不同的路线,我们的执行者就按平常习惯执行所训练的路线。但是意识控制能随时干预工作,不像弗洛伊德眼里潜意识的意志(在与大脑控制中心发生冲突时充满着反叛和压抑)。认知科学里的潜意识更显得友好、合作,更迅速有效,它们忠实于我们的目的。

 

很庆幸我们有这种“自动化本能”,它帮助克服生活困难,保持内在自我的成长。很多时候我们需要这种“自动导航”来使我们有效地发挥潜能,因为有了这种心理功能来处理日常事务和训练有素的任务,所以你就能把注意力集中在其他重要的方面。白宫只有雇用专人来处理草坪、做饭、接电话,总统才能被解放出来处理国际危机和各个州的事务。对于每个人也是一样的。1911年,哲学家艾尔弗雷德•怀特海说,“人类文明的进步体现在我们不断获得更多不需要思考的自动化操作技能。”

 

我们都体验过自动化的本能:有时候到中午了,我可能还会到浴室那里照照镜子看是否梳过头;有时当我走到学校办公楼的大厅,我经常莫明其妙地突然发现我在那儿,却不知道为什么(像梳头一样,行走的自动化不需要我们任何意识努力来控制)。

 

孩子利用直觉进行学习

 

对于有些事情,我们清楚我们知道,但我们不知道我们是怎样知道的。就说语言的习得吧,一名普通中学的毕业生,大约会认识8万个单词。平均计算一下,从1岁到18岁,每年差不多习得5000个单词,或者说每天习得13个单词。你是怎样做到的?一年习得5000个单词,这远远比在学校里老师每年很困难地教你200个单词要多得多,这可是人类一大奇迹呀。其实在你能计算2加2等于几之前,你就已经能创造出有原创性、符合语法的句子,而你的父母这时可能还不知道应该怎么教你语法。差不多刚学步的孩子就开始能利用直觉来理解和熟练地表达,这让一个努力学习外语的大学生或者在电脑上模拟自然语言的科学家感到汗颜。

 

甚至,婴儿在刚开始运用语言进行思考时就已经拥有惊人的直觉了。我们天生对图像和声音比较敏感,这是适应性功能。当我们还是一个新生儿时,我们总是注意别人的谈话。我们盯住肖像画的时间要比盯公牛眼图案的时间更长,盯住公牛眼图案的时间要比盯一个实心圆盘的时间更长。我们偏爱看20~30厘米这个距离的物体,奇迹中的奇迹呀,这恰恰通常是妈妈和被照顾的婴儿的眼睛之间的距离!

 

我们的知觉能力在生命的前几个月发展很快。在刚出生的前几天,我们的大脑神经网络就烙上妈妈身体的味道,因而如果将一星期大的婴儿,放在妈妈乳罩和另一个孩子的妈妈的乳罩之间,他通常会把头转向自己妈妈的乳罩那边。如果给三个星期大的婴儿一个橡皮奶头(哄婴儿的),然后分别播放婴儿妈妈的录音和另一个陌生女人的录音,很明显,当听到妈妈的声音时婴儿吸奶头会吸得更欢。

 

婴儿也有学习事物简单规律的直觉。像成人怀疑地盯着魔术表演一样,婴儿看到停在半空中的球,看到好像穿过实体的小车或者好像消失的物体时,停住的时间会较长。婴儿对数字也有感觉,研究者卡伦•温(Karen Wynn)给一个五个月大的婴儿看一两个物体,然后她把它们藏在屏风后面,有时移走或从活板门里加一个进去,当她拉起屏风显示不同的物体数目时,婴儿通常盯住更久,反应迟钝,最后突然恍然大悟。像动物有恐高的天性一样,这些是人的直觉认识,它不需要借助任何语言和理性分析。

 

左脑和右脑

 

一个多世纪以来,我们已经知道大脑的两个半球司职不同的功能。车祸、中风、左半球脑肿瘤致使左脑损伤,一般都会破坏理性的、语言的、非直觉性思维,如阅读、写作、言语、数理推理和理解等日常活动。然而,同样的损伤如果发生在右脑,却很少出现类似的影响。

 

到1960年,左脑被公认为是主要的半球脑,右脑只是附属的,或者次要的半球脑。左脑很像面向我们这边的月亮的半边脸,它容易被观察研究,好像在跟我们说话,而另半边则隐藏在后面。

当外科医生为了治疗严重的癫痫病而做大脑半球分离的手术时,他们就创造了地球上最神奇的人,更精确地说,是有两个大脑的“裂脑人”。根据我们的视觉神经的特点,研究者可以要求这种病人盯住一点,然后在其右边或者左边给以闪光刺激,这样就把信息分别发送到病人的左脑或右脑。(病人可以和你一起做这个实验,但是在你完整的脑里,监督信息的半球脑会不断地通过胼胝体传送收到的信息给同伴,也就是另一半球脑)。最后,研究者对每个半球脑分别进行测验。

 

在早期的实验里,认知神经科学之父迈克尔-加扎尼加(Michael Gazzaniga)将“HE•ART”投射到裂脑病人的视野中,要求裂脑病人在“HE•ART”闪烁时,盯着中间那一点。这样,“HE”就出现在他们的左眼视野里(它经神经传导到右脑),“ART”就出现在右眼视野里(它经神经传导到左脑)。当我们问病人看到什么,病人说看到“ART”,但同时他们的左手(受右脑控制)却指向“HE”。

 

同样,当一个勺子的图片信息传到裂脑人的右脑时,病人说不出他们看到什么。但当病人被要求用左手来触摸隐藏的东西并进行分类时,他们就较容易分出勺子。如果实验的主试说:“对了!”病人可能回答:“什么?对的?我怎么能选对我不知道的东西呢?”是的,左脑当然会这样说,是因为左脑受到非语言右脑知觉的迷惑。

 

这些实验说明右脑可以理解简单的要求和容易感知的客体。实际上,在复制图画、辨认面孔、知觉差异、感觉和表达情感方面,右脑比左脑有明显的优势。

 

虽然左脑擅长语言分析,但是右脑在敏感的知觉方面表现得更出色。如果“脚”这个字启动闪烁,左脑将非常快地认识到紧密联系的词“脚后跟”,但是随着“脚、哭泣、玻璃”这些不相关的词的闪烁,右脑将更快联想到另外一个与上面三个单词相关不大的单词“切割”。如果问一个语言上的问题,看到“高、地方、房子”将会怎样?这时右脑比左脑更快出现“学校”这个词。对此,一个患右脑中风的病人解释道:“我能理解单词,但我无法说出细微之处。”因而,右脑能帮助我们调整使意思表达清楚,正如我们问“what's that in the road ahead?”(前面路上的东西是什么?),而不是“what's that in the road,ahead?”(路上的东西是什么,一个头?)。

 

一些裂脑手术病人会因为自己那独立不受约束的左手而感到烦恼,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通常出现一些不寻常的事,如左手可能解开右手刚扣起来的衬衫扣子,或者把右手放到购物车里的物品放回货架上去,好像两个半球脑在“各怀鬼胎”。正如诺贝尔奖获得者,心理学家罗杰-斯佩里所说:裂脑人手术给他们留下“两个分离、独立的脑”(看这些研究报告,使我想到一个裂脑人可以独自玩“石头、剪刀、布”游戏的情景:左手对右手)。

 

当两个半球脑不一致时,左脑会扮演大脑的新闻发言人,可以做认知训练来使无法解释的行为合理化。如果右脑发出一个行为指令,左脑将给出一个解释。比如,右脑接到指令要去笑,这个病人将有笑的反应。当左脑被问为什么笑,左脑会将行为合理化,可能指向“有趣的研究”。如果一个病人服从一个从右脑发出的指令(走),左脑将马上给出一个解释(我正去屋里拿可乐)。迈克尔•加扎尼加总结左脑是一个“解释者”,它不断地构建理论使我们的行为合理化。我们人类有一个快速构建意义的工具。

 

大多数我们身体内的成对器官,如肾、肺、乳房,都有同样的功能,即当一边的器官失去功能时,另一边器官继续给身体提供功能上的支持。而我们的大脑两个半球,它们是生理上不成对的一对,有不同的功能,每一个半球都有自己的意志。它们虽有相似的半球外形,但谁能想到它们对大脑和谐如此独特地发挥着不同的功能?甚至弗洛伊德(他没有预言到潜意识里的“冷认知”)也不能料想到我们的大脑在它意识之外的活动那么丰富,并且我们的那“解释型的左脑”像抓稻草一样,能很快为我们的行为为寻找虚假的解释。看来,在意识冰山的底下,我们的大脑有很多才智;在意识冰山之上,我们很多时候会表现出自欺欺人。

 

 内隐记忆

 

我93岁的父亲最近患了轻度中风。他的亲和个性没有变,也还像以前一样好动,他还能认识我们,看到家庭相册也能回忆起一些生活细节,但这种病对他有一个特别的影响:他失去了贮存当前谈话和每天的生活情节的新近记忆的功能。他不能说出今天是星期几;他喜欢出去兜风,评论我们看到的东西,但第二天就回想不起来去过哪儿;我反复告诉他,他姐姐的丈夫已经死了,但每次听到这个消息,他都很惊讶。

 

英国著名脑神经学家奥利弗•萨克斯(Oliver Sacks)给我们讲述另一个遗忘症病人的案例:病人叫吉米,在30岁时脑部受损,那时是1945年。如果现在你问他总统是谁,他回答“哈里•杜鲁门”。萨克斯给吉米看一本最近出版的《国家地理》杂志(National Geographic)的图片,下面是他们现场的一段对话记录:

“这是什么?”

“是月亮。”吉米回答。

“不,它不是,”萨克斯说,“这是从月亮上拍的地球图片。”

“医生,你在开玩笑吧?不可能有人能带一个相机到那儿的!”

“是真的。”

“天啦!你在开玩笑,医生,你怎么能这样呢?”

吉米的怀疑和惊奇,是1945年时一个聪明的年轻人对他从过去来到未来而感到的震惊。

 

仔细调查这些特殊人,我们会发现更特别的现象。虽然他们不能回忆起新近经历,但吉米和其他类似的健忘症病人都有学习能力。给他们看图片,里面有很难找的人像,第二次看见时让他们在图片中寻找某个人,他们能很快发现他。他们能学会读反写的字,或做拼板玩具游戏(虽然他们不承认以前玩过这些东西)。他们曾被教授复杂的工作技能,然而他们做这些事时并没有意识到他们学过这些。

 

这些奇怪的发现挑战着传统心理学“认为记忆是单一的、一元化系统”的观点,并提出了两个系统协同操作的看法。前面的事例告诉我们,不管什么毁坏了有意识回想,无意识学习仍然毫发无损。这些病人能学习怎样做事情,我们称之为“内隐记忆”(implicit memory)(或程序性记忆);但这些病人不清楚,也说不出他们的所知,我们称这种所知为“外显记忆”(explicit memory)(或者叫陈述性记忆)。

 

如果让他们读过一则故事,第二次再读时速度就更快,这体现的是内隐记忆,但是他们没有外显记忆,因为这些病人不能回想起他们以前看过的故事。参加过高尔夫课程学习后,他们将完全忘记这种经历,但是他们参加的课程越多就会打得越好。如果重复显示单词“perfume”,他们不会想起曾经看见过它;但是如果被问:“对于字母‘per’,在脑海里会出现什么单词”,他们自己也惊奇自己说出“perfume”。显然他们在学习,他们保留了过去,但不是外显地回想起它,而是他们直觉感知到意识以外的东西。

 

这种内隐一外显双重记忆系统能帮助解释“婴儿期的健忘”:在婴儿期学习的反应和技能都会一直保留下来,如怎么行走,是否信任或害怕他人,但是现在我们的成年人就回想不起来我们出生后最初三年的事情。虽然,我们受益于直觉的积累,如我们对距离的知觉、好坏的感觉,对熟悉食物、人或地方的喜好,但是我们的“意识思维”在早先的这些年几乎一无所获。我们之所以对婴儿期所发生的事情没有记忆,是因为我们需要用语言来为外显记忆编索引,而这些语言是婴儿还没有掌握的,也因为外显记忆的关键的脑区域(海马)是我们大脑最晚成熟的结构。我们婴儿期的许多经历都被忘记,一直回想不起来,但是它在我们的内隐的、直觉的记忆里。

 

 

无意识认识

 

对于无意识认识(knowing without awareness),经典精神分析学派和现代认知科学家都认为:大脑一直都受那些非意识层面的、对个人更有影响的潜在信号的提示。“深层认知激活”是心理学家丹尼尔•韦格纳(Daniel Wegner)和劳拉•斯马特(Laura Smart)描述这个潜在世界的说法。无意识思维的假设在很长时间里一直被人质疑,然而,我们怎么来证明这些无意识的存在呢?

 

弗洛伊德认为,一些人吸烟,另一些人害怕马,还有一些人的性取向未能满足,这些现象都是潜意识动力机制使然。如果你对你母亲的死感到生气,你就是在例证这个理论,因为“你童年时没有得到满足的‘依赖需要’受到了威胁”。如果你不感到生气,同样也解释了这个理论,因为“你在压抑你的生气”。正如英国作家刘易斯(C.S.Lewis)的理解:“我们在这个问题上争论不休,就像一个人这样说,‘如果那只椅子上有一只看不见的猫,那只椅子看起来就是空的;但是椅子确实是空的,因而有一只看不见的猫在那儿”’。这种事后聪明比较适合于那些搞历史和文学研究的学者(如它有助于解释弗洛伊德对文学评论的持久影响),但是科学好比赛马,必须在比赛开始前就投下赌注。

 

我们是怎样把自己投射到罗夏墨迹测验(Romchach inkblots)的?也许是梦为我们提供一种心理学的“X射线”,它能揭开思维表面的面纱吗?(弗洛伊德称梦是“通向无意识的忠实途经”。)评论家们说,我们应该从弗洛伊德的“梦理论”中清醒了,他们认为梦的分析是弗洛伊德最有价值的发现,实际上也是他的最大失败之一,因为没有证据证明梦表达了看不见的无意识愿望。评论家们说梦的分析是一场噩梦,据说,连弗洛伊德自己也承认“有时一支雪茄仅仅是一支雪茄”。

 

 

本文摘自《直觉:你所不知的潜力与危害》第一章

作   者:[美] 迈尔斯著,章崇会译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点击次数:  更新时间:2016-04-26  【打印此页】  【关闭
张理军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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