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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泽民答华莱士:我丝毫没有准备来当国家领导人

 

 

 

2000年8月15日,江泽民在北戴河接受华莱士的专访。

 

江泽民:首先,我想用英语说几句,时光飞逝,我们首次见面是在1986年,那时我是上海市长,我希望能通过你的节目,转达我对美国人民最良好的祝愿。

 

华莱士:你是否可以用简单的几句话概括一下中美关系的现状?

 

江泽民:我认为中美关系总的来讲是好的,当然这中间就像自然界的现象一样:风风雨雨,有的时候多云,有的时候甚至还乌云密布,但是有的时候多云转晴。我认为现在快到下一个世纪了,大家都有一种良好的愿望使得我们两国关系,向一种建设性的战略伙伴关系前进。

 

华莱士:你刚才讲,希望能改善美中关系,那么你想怎样来改善与美国的关系呢?

 

江泽民:我想在这一点上最主要的就是我们希望领导人之间要有一个登高望远的观点。1993年,我与克林顿见面,我就讲了中国的诗句:“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这就是登高望远。戈尔来的时候,我也跟他讲了我们宋朝宰相王安石的一首诗,“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

 

华莱士:邓小平曾对你讲,“我希望你是这个领导班子的核心”,你当时的答复是:我觉得如履薄冰。你当时肯定是在考虑自己是否做好了挑起这副担子的准备?

 

江泽民:今天我可以给你坦率地讲,我从上海市委书记到北京来的,我丝毫没有这个准备来当全中国的领导人,我是希望能够考虑比我更能干更合适的人。最后,我们的邓小平等老一辈的领导人认为我是合适的,同时我是经过中央委员会的正式选举产生的。最后,我只能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了。

 

华莱士:你成功的原因之一是如人们所说的“绵里藏针”,它是你成功的秘诀吗?

江泽民:在中国,“绵里藏针”是一种非常正面的表扬的话,对我们以前的领导人,对邓小平有过这样的评价,我不敢和他相比。但是我可以讲一句,我这个人的性格还是比较果断的,这是肯定的。我当总书记到现在11年过去了,我始终抱着一个信念:我始终要为我们的国家、为我们的祖国尽力地做好工作。我的辛勤努力可能得到如你所说的这样的评价。

 

华莱士:中国的国家领导人是怎么产生的呢?

江泽民:我们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不错的,但是我们从法律上来讲,共产党只是建议,最后由人民代表大会来决定。所有的国务院的领导和所有部长,通通都是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日常事务由国务院负责。共产党内权力最高的是代表大会,代表大会选出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会选出政治局。我们政治局常委每个星期都要开会,完全是在民主的气氛当中,而且我们经常与所有的民主党派的领导要协商国家大事。

 

华莱士:美国,通过几个党派竞争,代表大多数人利益,为什么这种事在中国就是不可想象的呢?

 

江泽民:首先,中国不是一个共产党,还有八个民主党派,你们的议员就说谁是反对党?我说,没有。我说你为什么说一定要有反对党,说明你没有很好地读中国的历史,你完全用美国的价值观念运用到全世界,想象整个世界的每个角落都应该按照美国的这种政治制度去行事,这是非常不够明智的。

 

很坦率地讲,我们双方在价值观念上确实还有很大的不同。我们的价值观里一直崇尚有一个很好的集体,相互协作。但是,西方往往希望我们变成资本主义,那个世界就太单调了,我认为世界应该是丰富多彩的。

 

华莱士:四年前,你曾经到中国很重要的一家报纸《人民日报》,你对他们说,即使是一篇文章,哪怕一句话讲错了都可能会造成国内的政治不稳定。新闻就有这么大的力量?

 

江泽民:四年前,我去过人民日报社,但是好像我的原话并不一定是这样讲的。我只是说明这么一个问题,就是这么大一个国家,我们有12亿多人,新闻的导向确实是很重要的,不管对中国的新闻界以及包括西方的新闻界,我都认为有一点很重要,我尊重所有的新闻界他们自己的看法和意见,但是事实不能扭曲。中国的新闻,特别是我们的《人民日报》,老百姓非常重视。如果它把某一个事实报道错误了,人们会信以为真。

 

华莱士:你现在肩上担负的很重要的职责之一就是中央军委主席。你对军队非常严格,是不是这样?

江泽民:我到现在为止,不知不觉地已经干了将近11年的军委。我自己认为我在军队里还是为大家所信任的,因为不需要我去打枪,也不需要我去开飞机,我应该说是作战略的决定。

 

华莱士:两年以前,你让军队退出生产经营,为什么要作出这一决定?

江泽民:我认为部队经商是一个腐蚀剂。历史经验,任何一个国家如果军队经商以后,没有一个不腐败的,最后必然是涣散了军队的军心。

 

华莱士:你提到了腐败这个问题。

江泽民:我到中央工作,当时邓小平告诉我们,很重要的一个任务,首先是抓反腐败。腐败,它是一个历史的现象,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但是对于我们来讲,我们的态度一直是坚决反对它,一直到现在为止,我还继续在抓这个问题。我认为,腐败对我们来讲,在某些方面非常严重,我非常仇恨它,但是要想一下子一个早晨把它都解决,看来也是很困难。我认为,反腐败只能用法治的办法,用舆论的办法、教育的办法逐步地把它解决。

 

华莱士:四年之前,你曾召集一些学者和历史学家在北戴河开会讨论有关道德的问题,这也是我们在西方所面临的问题。

江泽民:其实这个题目我们经常研究,不管哪一个国家,好几千年以来,特别是在中国,因为历史比较悠久,对于精神的文明一直是非常重要的。对于道德的高尚一直是非常重视的,邓小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要人们致富,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达到共同富裕。“致富光荣”并不是资本主义。我今年在广东给他们讲,你们现在比起中国其他的地方,比西部的省市要富了,但是要“致富思源、富而思进”,不能停滞不前。我想物质丰富,道德、精神堕落,这是我们所有国家领导人都应该共同对待的问题。

 

华莱士:你本人曾要求人们抵制西方腐朽思想的影响,你说的腐朽的东西到底指的是什么?

江泽民:美国的领导人,包括原来的总统布什、卡特,也包括现在的总统克林顿,我们也都非常担心,青年一代的道德领域受到这种堕落的影响。

 

华莱士:你认为美国比中国腐朽吗?我们在向你们出口腐朽吗?

 

江泽民:应该这么说,由于我们双方国家的历史传统、生活习惯、宗教信仰等许多东西不一样,也可能你们认为不是颓废的,但是到中国来就是颓废了。所以我们必须有一定的选择性,我想很坦诚地给你们讲这一点。

 

华莱士:在你接过第一把手职务的时候,你是否会说上帝保佑我能胜任,对于你来说,你的上帝是谁?

江泽民:我并不信任上帝,我是无神论者,所以我也并没有一定要叫“我的上帝!”但我认为,我要依靠全体人民对我工作的支持。

 

(2000年8月15日,江泽民在北戴河接受华莱士专访,本文根据中央电视台报道内容摘编,有删节)

点击次数:  更新时间:2013-01-05  【打印此页】  【关闭
张理军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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